2020年3月12日，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三级生物安全防护（P3）实验室收到新毒的样本，研究人员终于启动病毒培养。

  新毒的侵入机制、变异追踪、传染病研究，以及疫苗研发、药筛选等，都依赖于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。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，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分四个等级，如新毒，要在级别高的P3实验室，或者四级实验室（P4实验室）中进行。

  大多数获批P3实验室已完成前一步。分离病毒毒株；后续的研究，才能彰显各团队实力。然而，“仍没有实质性进展”。多家获准开展实验室活动的P3实验室负责人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时说。

  1月下旬，处于新肺疫情中心区域的湖北省疾控中心P3实验室，已完成了病毒的分离鉴定。

  “我们是首个获国家卫健委批准，进行活病毒实验活动的P3实验室，事发紧急，与武汉P4病毒实验室打了前站。”湖北省疾控中心P3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  在一月底，又有9家P3实验室相继获批开展病毒实验活动。10家中，有7家隶属于省级疾控中心，目前绝大多数已经完成了病毒毒株的分离工作。

  广东省疾控中心于1月26日获国家卫健委的资质批复后，转天便从一例病人的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到一株新型毒；上海市疾控中心，仅用了48小时就从4份鼻咽拭子标本中分离到了4株新型毒高滴度的病毒株。

  浙江省疾控中心是获得毒株最多的，截至2月25日，已经分离获得15株新毒毒株，并完成了毒株的鉴定。

  病毒毒株，相当于“种子库”，“将用于病毒溯源、疫苗研制、检测试剂开发、抗病毒筛选、消毒灭菌效果评估等研究领域，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。”复旦大学P3实验室研发负责人谢友华说。

  在对外发布已分离毒株的消息后，各实验室便进入了“安静期”。沿海地区一家P3实验室的负责人直言，“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”。

  安徽省疾控中心P3实验室一名研究人员也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“获得毒株后，启动病毒结构的研究，同时进行药筛选。但没有特别实质性的进展，对病毒入侵机制、变异的跟踪还在进行中”。

  病毒的入侵机制，是多家P3实验室豪言要攻克的目标，这项工作一旦明朗，将为设计药、抗体或疫苗，以及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带来效益。此前，中院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人员，已经发现新型毒入侵时的细胞受体，与SARS病毒的受体一样都是ACE2。

  新毒的变异跟踪，是通过比对不同时期、地方的病毒基因组序列，找出突变位点，来判断病毒变异的速度。“变异的位点，对于病毒的传播有什么功能，需要多项实验来探究。”上述沿海地区P3实验室一名研究人员分析，实验中首先需要将新毒引入细胞，“病毒太大了，这项初始工作就很难”。

  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兽医学院教授ThomasFriedrich也证实这一说法，新毒的基因序列太大，拥有约3万个核苷酸，是流感病毒与HIV病毒的三倍，“在实验室中操控、改变病毒的基因时，很难操作”。

  沿海地区某P3实验室有十余年的历史，研究过SARS病毒、MERS病毒等，尚且难以开启二阶段的研究工作，对于其他7家省级疾控中心所属的P3实验室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  新毒的研究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，只有17年前SARS的一些资料可以参考，“实验所需的细胞系库存不足，研究团队缺乏挑大梁的，整个团队过于年轻化，有的对实验的技术方法都不熟悉”。

  复旦大学官网称，该校基础医学院教授应天雷等团队，发现SARS病毒特异性人类单克隆抗体CR3022，可以与新毒有效结合。CR3022或可用于预防和治疗新毒感染。

  “这项研究目前还在初步阶段”

  获批的实验室太少

  一款药或疫苗的研发，前期要先完成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，目前新毒的这些实验，都只能在获得批准的P3、P4实验室中进行。

  “能做细胞实验的机构太少，如果把现在筛选出来的有希望的药分子全做完，要排一个长长的队伍。”非疫情时期，药企会通过CRO（提供药研发外包服务）公司，或者直接付钱给疾控中心或医院进行生化实验，然后再找P3实验室进行细胞、动物实验。“现在情况紧急，CRO公司没有资质，而P3实验室的实验资源都是饱和的，给钱也不会做，更多是以合作的形式开展。”

  多数研发药企，不得不在P3实验室外排队等做细胞实验；同时，自己购买蛋白，进行生化实验，以尽量缩短整个的实验时间。